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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了电话，林杰坐在书房里，看着面前一份厚厚的草案。
台灯的光昏黄，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。
他已经七十五了，戴着老花镜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
草案已经改了七遍，有些页被红笔划得密密麻麻，有些页整段整段地删掉重新写。
苏琳端着一杯茶走进来，看见桌上的稿纸，轻手轻脚地放下，又出去了。
这是一部《精神卫生法》修订案。
这是他退休后最大的一仗，也是最后一仗。
修改完，他发送了出去。
一会儿，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过来。
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：“林老，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小周。您提交的《精神卫生法》修订建议，我们已经收到，领导很重视。想请您来一趟，当面沟通一下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明天上午。您方便吗？”
“方便。”
挂了电话，林杰把草案打印出来，装进文件袋，放在桌上，关了灯。
第二天上午，林杰到了全国人大办公楼。
小周在门口等着，领他上了三楼。
会议室里坐着六七个人，有法工委的领导，有卫健委的司长，有司法部的处长，还有几个他叫不上名字的专家。
长条桌上摆着名牌，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坐下。
法工委的副主任姓王，五十多岁，戴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。
“林老，您提交的修订建议，我们都看了。很有价值，也很震撼。今天请您来，是想听听您的具体想法。”
林杰从文件袋里抽出那份草案，放在桌上，缓缓开口说：
“王主任，我提四条。第一，精神障碍诊断必须由两名以上精神科医生共同签字，一个人说了不算。第二，患者有权申请第三方复核，复核机构不能是原诊断医院。第三，强制住院必须经法院批准，紧急情况下的临时住院不得超过七十二小时。第四，建立全国精神障碍诊断信息平台，防止异地重复诊断。”
王主任在本子上记着，抬起头来问了一句:
“林老，您这四条，每一条都要动现行法律的核心条款。特别是强制住院必须经法院批准这一条，涉及到司法资源和行政成本的巨大增加。您考虑过可行性吗？”
“考虑过。所以更要改。”
会议室里有人交头接耳，卫健委的司长举了举手。
“林老，我是卫健委的小刘。您提的这四条，方向是对的，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。全国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，每例强制住院都要法院批准，法院忙不过来。而且，精神科医生本来就缺，两名医生共同诊断，人员更紧张了。”
林杰转过头看着他:“刘司长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一个人被误关三年，成本高不高？”
刘司长愣了一下:“高。”
“一个家庭被毁，成本高不高？”
“高。”
“那法院多批几个案子，成本能有多高？多请几个精神科医生，能有多难？我们讲人权，首先要讲被关起来的人的人权。他们连自由都没有了，你跟我讲成本？”
刘司长张了张嘴，没接上话。
司法部的处长咳嗽了一声说:
“林老，强制住院经法院批准这一条，涉及到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衔接问题。不是精神卫生法一家能定的。”
“那就一起改。刑事诉讼法、精神卫生法，该衔接的衔接，该配套的配套。法是为人服务的，不是人为法服务的。”
会场安静了片刻，王主任合上本子。
“林老，您提的这些，我们会认真研究。但说实话，争议很大。今天请您来，也是想听听您的意见，怎么回应那些质疑的声音。”
林杰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大家继续说：
“王主任，那些质疑的声音，我听过。有人说成本太高，有人说人手不够，有人说程序太复杂。你说的这些，都是技术问题。技术问题可以解决。但那些被关在里面的人，他们等不了。他们每多关一天，就多一天失去自由。他们的房子被人卖了，存款被人转走了，孩子被人送走了。你们解决不了他们的房子，解决不了他们的存款，解决不了他们的孩子。但你们能解决他们的自由。把他们放出来，这就是最大的帮助。”
散会了。
王主任送他到门口，握着他的手说:“林老，您的建议，我们会尽快启动立法程序。”
“尽快是多快？”
“最快下个月一审。”
林杰看着他:“王主任，我今年七十五了。我等得起，那些关在里面的人等不起。”
“林老，我明白。”
一周后，草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。
消息传出去，舆论便炸了锅。
有人说这是人权的一大进步，有人说这是对精神科医生的不信任。
争议最大的两条无非就是强制住院必须经法院批准、两名精神科医生共同诊断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
某精神科专家在媒体上发表文章，标题是《精神卫生法修订:好心可能办坏事》。
文章里说，强制住院经法院批准，会导致大量患者无法及时收治，对社会造成安全隐患。
两名医生共同诊断，在基层根本做不到。
文章下面的评论区吵成了一锅粥。
有人支持，说“不能再让精神病院成为权力滥用的工具”。
有人反对，说“不懂精神卫生的人不要瞎指挥”。
林杰看到了那篇文章，没说话。
他拿起手机，给林念苏发了一条消息:“念苏，你看到那篇文章了吗？”
“看到了。爸，您打算怎么回应？”
“不回应。让事实说话。”
果然，立法进程比预想的艰难。
一审的时候，就有好几个委员提出异议。
一位来自医疗系统的委员说，强制住院经法院批准，在基层根本做不到，只会让精神科医生不敢收治病人。
一位来自政法系统的委员说，法院没有能力审查每一起强制住院申请，这个口子开得太大了。还有人担心成本太高，担心医院收入下降，担心患者家属会告医生。
每一个担心都像一块石头，挡在草案前面。
林杰让林念苏把那些“被精神病”的案例整理成册，一百多页，印了五十本，送到每一位委员手上。
赵德厚的案例、王德胜的案例、李满仓的案例，每一个都有病历复印件、财产转移记录、家属证言。
他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:“这些人，本来没病。被关进去以后，有病了，然后就绝望了。”
二审的时候，争议更大了。
有人直接在会上拍了桌子说：
“林杰这是在搞个人英雄主义！他一个人，要把整个精神卫生体系推翻重来！他当过副总，他懂精神卫生吗？”
林杰坐在旁听席上，没说话。
散会后，有记者围上来，问他对那些批评的看法。
他说:“我不是英雄。我就是个退休老头，看了几个案子，觉得不对劲，想改一改。那些说我不懂精神卫生的人，他们懂人权吗？”
这句话上了热搜。
有人转发，有人骂，有人支持。
三审那天，人民大会堂。
林杰坐在旁听席上，林念苏在身边陪同。
审议开始了。
委员们轮流发言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，有人提修改意见。
支持的说这是法治的进步，反对的说这是脱离实际。
争论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表决的环节了:
主持人开口说：“现在，对《精神卫生法》修订案进行表决。”
林念苏屏住了呼吸。
林杰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“赞成，一百五十七票。反对，三十二票。弃权，十一票。通过。”
全场掌声雷动。
林杰摘下眼镜，擦了擦眼睛。
旁边的林念苏看见父亲的眼眶红了，泪水从浑浊的眼睛里流下来，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。
散会后，林杰走出大门，朝着天空长出了一口气。
父子俩走下台阶，上了车。
巡视组张组长发来消息:“林老，恭喜。法律通过了，那些被关着的人，可以出来了。”
他回复:“出来了，还要有人管。不能让他们再进去。”
张组长回复:“您放心。这个案子，我们会盯着。直到所有人都出来。”
挂了电话，林杰坐在书房里，看着面前一份厚厚的草案。
台灯的光昏黄，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。
他已经七十五了，戴着老花镜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
草案已经改了七遍，有些页被红笔划得密密麻麻，有些页整段整段地删掉重新写。
苏琳端着一杯茶走进来，看见桌上的稿纸，轻手轻脚地放下，又出去了。
这是一部《精神卫生法》修订案。
这是他退休后最大的一仗，也是最后一仗。
修改完，他发送了出去。
一会儿，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过来。
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：“林老，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小周。您提交的《精神卫生法》修订建议，我们已经收到，领导很重视。想请您来一趟，当面沟通一下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明天上午。您方便吗？”
“方便。”
挂了电话，林杰把草案打印出来，装进文件袋，放在桌上，关了灯。
第二天上午，林杰到了全国人大办公楼。
小周在门口等着，领他上了三楼。
会议室里坐着六七个人，有法工委的领导，有卫健委的司长，有司法部的处长，还有几个他叫不上名字的专家。
长条桌上摆着名牌，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坐下。
法工委的副主任姓王，五十多岁，戴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。
“林老，您提交的修订建议，我们都看了。很有价值，也很震撼。今天请您来，是想听听您的具体想法。”
林杰从文件袋里抽出那份草案，放在桌上，缓缓开口说：
“王主任，我提四条。第一，精神障碍诊断必须由两名以上精神科医生共同签字，一个人说了不算。第二，患者有权申请第三方复核，复核机构不能是原诊断医院。第三，强制住院必须经法院批准，紧急情况下的临时住院不得超过七十二小时。第四，建立全国精神障碍诊断信息平台，防止异地重复诊断。”
王主任在本子上记着，抬起头来问了一句:
“林老，您这四条，每一条都要动现行法律的核心条款。特别是强制住院必须经法院批准这一条，涉及到司法资源和行政成本的巨大增加。您考虑过可行性吗？”
“考虑过。所以更要改。”
会议室里有人交头接耳，卫健委的司长举了举手。
“林老，我是卫健委的小刘。您提的这四条，方向是对的，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。全国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，每例强制住院都要法院批准，法院忙不过来。而且，精神科医生本来就缺，两名医生共同诊断，人员更紧张了。”
林杰转过头看着他:“刘司长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一个人被误关三年，成本高不高？”
刘司长愣了一下:“高。”
“一个家庭被毁，成本高不高？”
“高。”
“那法院多批几个案子，成本能有多高？多请几个精神科医生，能有多难？我们讲人权，首先要讲被关起来的人的人权。他们连自由都没有了，你跟我讲成本？”
刘司长张了张嘴，没接上话。
司法部的处长咳嗽了一声说:
“林老，强制住院经法院批准这一条，涉及到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衔接问题。不是精神卫生法一家能定的。”
“那就一起改。刑事诉讼法、精神卫生法，该衔接的衔接，该配套的配套。法是为人服务的，不是人为法服务的。”
会场安静了片刻，王主任合上本子。
“林老，您提的这些，我们会认真研究。但说实话，争议很大。今天请您来，也是想听听您的意见，怎么回应那些质疑的声音。”
林杰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大家继续说：
“王主任，那些质疑的声音，我听过。有人说成本太高，有人说人手不够，有人说程序太复杂。你说的这些，都是技术问题。技术问题可以解决。但那些被关在里面的人，他们等不了。他们每多关一天，就多一天失去自由。他们的房子被人卖了，存款被人转走了，孩子被人送走了。你们解决不了他们的房子，解决不了他们的存款，解决不了他们的孩子。但你们能解决他们的自由。把他们放出来，这就是最大的帮助。”
散会了。
王主任送他到门口，握着他的手说:“林老，您的建议，我们会尽快启动立法程序。”
“尽快是多快？”
“最快下个月一审。”
林杰看着他:“王主任，我今年七十五了。我等得起，那些关在里面的人等不起。”
“林老，我明白。”
一周后，草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。
消息传出去，舆论便炸了锅。
有人说这是人权的一大进步，有人说这是对精神科医生的不信任。
争议最大的两条无非就是强制住院必须经法院批准、两名精神科医生共同诊断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
某精神科专家在媒体上发表文章，标题是《精神卫生法修订:好心可能办坏事》。
文章里说，强制住院经法院批准，会导致大量患者无法及时收治，对社会造成安全隐患。
两名医生共同诊断，在基层根本做不到。
文章下面的评论区吵成了一锅粥。
有人支持，说“不能再让精神病院成为权力滥用的工具”。
有人反对，说“不懂精神卫生的人不要瞎指挥”。
林杰看到了那篇文章，没说话。
他拿起手机，给林念苏发了一条消息:“念苏，你看到那篇文章了吗？”
“看到了。爸，您打算怎么回应？”
“不回应。让事实说话。”
果然，立法进程比预想的艰难。
一审的时候，就有好几个委员提出异议。
一位来自医疗系统的委员说，强制住院经法院批准，在基层根本做不到，只会让精神科医生不敢收治病人。
一位来自政法系统的委员说，法院没有能力审查每一起强制住院申请，这个口子开得太大了。还有人担心成本太高，担心医院收入下降，担心患者家属会告医生。
每一个担心都像一块石头，挡在草案前面。
林杰让林念苏把那些“被精神病”的案例整理成册，一百多页，印了五十本，送到每一位委员手上。
赵德厚的案例、王德胜的案例、李满仓的案例，每一个都有病历复印件、财产转移记录、家属证言。
他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:“这些人，本来没病。被关进去以后，有病了，然后就绝望了。”
二审的时候，争议更大了。
有人直接在会上拍了桌子说：
“林杰这是在搞个人英雄主义！他一个人，要把整个精神卫生体系推翻重来！他当过副总，他懂精神卫生吗？”
林杰坐在旁听席上，没说话。
散会后，有记者围上来，问他对那些批评的看法。
他说:“我不是英雄。我就是个退休老头，看了几个案子，觉得不对劲，想改一改。那些说我不懂精神卫生的人，他们懂人权吗？”
这句话上了热搜。
有人转发，有人骂，有人支持。
三审那天，人民大会堂。
林杰坐在旁听席上，林念苏在身边陪同。
审议开始了。
委员们轮流发言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，有人提修改意见。
支持的说这是法治的进步，反对的说这是脱离实际。
争论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表决的环节了:
主持人开口说：“现在，对《精神卫生法》修订案进行表决。”
林念苏屏住了呼吸。
林杰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“赞成，一百五十七票。反对，三十二票。弃权，十一票。通过。”
全场掌声雷动。
林杰摘下眼镜，擦了擦眼睛。
旁边的林念苏看见父亲的眼眶红了，泪水从浑浊的眼睛里流下来，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。
散会后，林杰走出大门，朝着天空长出了一口气。
父子俩走下台阶，上了车。
巡视组张组长发来消息:“林老，恭喜。法律通过了，那些被关着的人，可以出来了。”
他回复:“出来了，还要有人管。不能让他们再进去。”
张组长回复:“您放心。这个案子，我们会盯着。直到所有人都出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