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27章 生态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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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十五日，农历四月初六，立夏后十日。长白山草北屯合作社的会议室里，墙上挂起了一幅新绘制的《山海江海生态监测网示意图》。图上用红、蓝、绿、黄四种颜色标出了四个监测区域：红色代表长白山，蓝色代表兴安岭，绿色代表松花江，黄色代表辽东湾。每个区域里都有若干个圆点，那是计划设立的监测点。
曹大林站在图前，手里拿着一根教鞭。他身后坐着吴炮手、张永江、王老大三位老人，还有刘二愣子、阿雅、李强三位队长。三十名年轻猎手坐在对面，每人面前都放着一个崭新的笔记本和一套测量工具：皮尺、罗盘、温度计、简易水质检测盒。
“同志们，”曹大林敲了敲黑板，“从今天起，咱们合作社要干一件大事——建立‘山海江海生态监测网’！这不是赶时髦，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咱们的饭碗，为了子孙后代的饭碗！”
他转身指着地图：“为什么要监测？因为咱们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海吃海。山怎么样，水怎么样，海怎么样，咱们得心里有数。不能等到山空了、水臭了、海枯了，才后悔。”
“怎么监测？”他自问自答，“用科学的法子，用老辈的经验，结合起来。”
他请三位老人先讲。
吴炮手站起来，走到地图前，指着长白山区域：“先说山。山上要监测什么？第一，动物种群。鹿有多少，野猪有多少，狍子有多少。不能光估计，要数，要记。第二，动物健康。看毛色，看粪便，看活动。第三，栖息地。林子密了还是稀了，草多了还是少了，水源清了还是浑了。”
他拿起皮尺和罗盘：“怎么监测？选固定的点，固定的路线，固定的时间。比如每个月十五号，走同样的路，看同样的地方，记同样的数据。这样才有比较，才知道变化。”
张永江接着讲江：“江上监测，第一是鱼。什么鱼，多少鱼，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走。第二是水。水温，水质，水流量。第三是岸。岸边树多不多，草密不密，有没有破坏。”
他拿起温度计和水质检测盒：“江里监测要定时定点。比如每天早上六点，在固定的地方测水温，取水样。每个月测一次水质，看酸碱度，看浑浊度。”
王老大最后讲海：“海上监测最难，因为海在动。但要测的也最重要：第一，海货。海参、鲍鱼、贝类，数量、大小、分布。第二，海水。温度，盐度，清洁度。第三，海滩。沙子细不细，泥油不油，有没有污染。”
他特别强调：“海上监测要结合潮汐。涨潮时测什么，退潮时测什么，都要有规矩。还要看天，看风，看浪。”
三位老人讲完，曹大林开始布置具体任务：“咱们先试点，每个区域选三个监测点。长白山选北山b区、西山c区、南山A区；兴安岭选老虎沟、白桦林、月亮湖；松花江选老鹰砬子、三道弯、永吉屯码头；辽东湾选老虎礁、金沙滩、海带湾。”
“每个监测点配三个人，一个老人带两个年轻人。老人负责经验判断，年轻人负责记录测量。每个月十五号统一监测，数据汇总到合作社，由孙小虎整理分析。”
他看向三十个年轻人：“你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，要有责任心，有耐心，有恒心。监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是十年二十年的事。只有长期坚持，才能看出规律，才能指导生产。”
散会后，各队开始准备。长白山队最先行动，因为山上的监测相对简单。
五月十六日，清晨六点，长白山北山b区监测点。
刘二愣子带着刘小军和王秀英，站在监测点的起点——一棵百年老松树下。这棵树树干粗大，要三个人才能合抱，树皮上刻着个“b1”的标志，是新做的。
“这就是一号监测点，”刘二愣子说，“从这儿开始，沿着这条兽道走，全程五里，有十个观测位。每个位要停留十分钟，观察记录。”
他拿出记录表，表上列着要观测的项目：动物种类、数量、公母、行为、健康状况；植物种类、密度、生长情况；土壤湿度、水源清洁度等。
三人开始走。兽道很窄，只容一人通过，两旁是密密的灌木。刘二愣子走在最前面，脚步很轻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四周。
走了约二百米，来到第一个观测位——这是一片林间空地，地上有明显的动物脚印。
“停，”刘二愣子蹲下，“记录。”
刘小军拿出皮尺，量脚印的大小、深度、间距。王秀英在记录表上画下脚印形状，标注数据。
“这是马鹿的脚印，”刘二愣子判断，“公鹿，成年，体重约三百斤。看这脚印的朝向，是往东去了。看脚印的新鲜程度，应该是昨天下午走的。”
他让刘小军取土样：“这里的土要带回，测湿度，测酸碱度。”
继续走。第二个观测位在一处水源边——是个小水洼，水从石缝里渗出，形成个洗脸盆大的水坑。水很清，能看到水底的沙石。
“动物要喝水，水源地是观察的好地方。”刘二愣子指着水边的痕迹，“看这些脚印，有鹿的，有狍子的，有野猪的，还有狐狸的。说明这片区域的动物都来这儿喝水。”
他让王秀英取水样，用带来的小瓶子装好，贴上标签：“水样要测酸碱度，测浑浊度，还要看看有没有污染物。”
第三个观测位在一片柞树林。这是鹿群最喜欢的觅食地，因为柞树结橡子，鹿爱吃。刘二愣子检查树干，发现了好几处被鹿啃过的痕迹。
“看这牙印，”他指着树干上的一处啃痕，“离地一米二，是公鹿啃的。母鹿个子矮，啃不了这么高。牙印很清晰，说明鹿的牙齿健康。”
他让刘小军数这片林子里有多少棵柞树，记下树的高度、胸径、树冠大小。还让王秀英检查地面，看有多少橡子壳——这是判断鹿群数量的依据之一。
走走停停，五里路走了三个小时。到终点时，记录表上已经记满了：发现了马鹿群一个（八头），野猪群一个（五头），狍子群一个（六头），狐狸一只，獾子一只；水源清洁，土壤正常；柞树林生长良好，橡子壳较多，说明去年橡子丰收，鹿群食物充足。
“第一次监测完成，”刘二愣子说，“数据要保存好。下个月再来，对比看看有什么变化。”
同一天，大兴安岭老虎沟监测点。
托亚带着孟和和长白山来学习的赵大虎，也在进行监测。但兴安岭的监测方式和长白山不同，因为这里的环境更原始，动物更警觉。
托亚用的是鄂温克猎人的传统方法——不是走固定路线，是“听”和“闻”。
他选了一处制高点，让三人趴下，静听。风从林间吹过，带来各种声音：鸟鸣、兽吼、树枝摇动、溪水流淌。
“听，”托亚小声说，“东边有罕达犴的叫声，是公鹿在示威。西边有狍子的惊叫声，可能遇到了狼。北边有熊的吼声，低沉，是公熊。”
孟和补充：“还能闻到气味。风从东边来，有罕达犴的尿骚味，浓，说明公鹿在发情。从西边来，有血腥味，淡，可能是狼捕到了狍子。”
赵大虎听呆了。在山里，他能看到百米外的动物，能认出三天前的脚印，但“听”出动物的种类和状态，“闻”出动物的活动和情绪，这超出了他的认知。
“这是鄂温克猎人几百年积累的经验，”托亚解释，“森林不光要用眼睛看，要用耳朵听，用鼻子闻，用皮肤感受。风的方向，空气的湿度，光线的变化，都是信息。”
他们记录的不是具体数量，是“存在”和“状态”：罕达犴活动频繁，可能进入发情期；狍子数量正常，但警惕性高，说明有天敌；熊已结束冬眠，开始觅食。
“这样的监测，更注重趋势，而不是精确数字。”托亚说，“因为原始森林里，数不清，只能感觉。但感觉准了，比数字还准。”
松花江老鹰砬子监测点。
张永江带着阿雅和刘小军，在江上进行监测。江上监测最难的是“固定”——船在动，水在流，怎么固定监测点？
张永江有办法。他在岸上选了三个固定参照物：一棵老柳树，一块鹰形巨石，一座废弃的木桥。船停在三个参照物连线的交点上，就是固定点。
“江上监测，第一是测水。”张永江把温度计系在绳子上，沉入水中，“水温要测三个深度：水面，水下三尺，水底。不同深度的水温不同，鱼的活动也不同。”
温度计提上来，读数：水面15度，水下三尺12度，水底10度。
“水温合适，鱼活跃。”张永江记录，“如果水温低于8度，鱼就不爱动了；高于20度，鱼就往下层躲。”
接着测水质。他用个玻璃瓶取水样，对着阳光看：“水清，微黄，正常。如果发绿，是藻类多了；如果发黑，是污染了；如果发红，是铁锈了。”
他还教阿雅一个土法子——看水泡。“把水样摇一摇，看泡沫。泡沫细密，久久不散，说明水‘肥’，营养丰富；泡沫粗大，很快消散，说明水‘瘦’，营养不足。”
水样摇过后，泡沫细密，持续了约一分钟才散。
“水肥，好现象。”张永江满意地说，“说明江里有机物多，鱼食多。”
除了水，还要观测鱼。但这不能下网捕，只能用眼睛看。张永江教他们看“鱼星”——鱼吐的气泡。
“不同的鱼，鱼星不同。”他指着江面一串小气泡，“这是鲤鱼星，小，均匀。看那儿——”又指另一处，“那是草鱼星，大，单个。再看那儿——”指更远处，“那是鲶鱼星，混浊。”
通过鱼星，可以判断有什么鱼，大概有多少。虽然不是精确数字，但可以作为参考。
辽东湾老虎礁监测点。
王老大带着李强和王海娃，在海上监测。海上监测最危险，因为要下水。
他们选在退潮时监测，这样水浅，相对安全。监测的内容有三项：海底生态、海水质量、海滩状况。
海底生态监测要潜水。王老大先下，他潜到海底，用个铁框子（叫样方框）框住一平方米的海底，然后记录框里有什么：几条海参，几个海胆，几只螃蟹，多少海草，什么种类的贝类。
“样方监测是科学方法，”王老大上岸后解释，“虽然只测一小块，但可以推算整个区域。关键是选点要准，要有代表性。”
他选了三个样方点：礁石区、沙地区、海草区。每个点测三次，取平均值。
海水质量监测相对简单。王老大用个特制的瓶子，取不同深度的水样，然后测盐度、温度、透明度。
“海水盐度一般在千分之三十左右，”他教李强用比重计测盐度，“如果盐度太高，说明淡水补充不足；如果盐度太低，说明有污染或淡水流入过多。”
测完盐度测温度。海水温度比江水变化慢，但也要记录。最后测透明度——用个白色圆盘（叫塞奇盘）沉入水中，看能见深度。
“透明度好的海水，能见度能达到十米；透明度差的海水，两米就看不见了。”王老大说，“透明度反映海水的清洁程度。”
海滩状况监测最直观。王老大带他们沿着海岸线走，记录海滩的宽度、坡度、沙质，还有垃圾情况。
“以前海滩干净，现在偶尔能看到塑料袋、瓶子。”王老大皱眉，“这说明有人不守规矩，乱扔垃圾。海上监测，这也是重要内容。”
三地监测持续了三天。五月十八日，所有监测队返回草北屯，数据汇总。
合作社会议室里，四张大桌子上摆满了数据记录表、水样、土样、照片、草图。孙小虎带着几个识字的青年，开始整理。
整理过程很繁琐。光是长白山的数据，就有动物观察记录一百二十条，植物记录八十条，土壤水样二十份。兴安岭的数据更特别，全是描述性的：罕达犴“活动频繁”，狍子“警惕性高”，熊“结束冬眠”……
张永江看着堆成小山的记录表，感慨：“我以前打渔，就知道今天打多少，明天打多少。从没想过要记这些。现在看来，这些数据太重要了。”
王老大也说：“我们赶海，就知道哪片滩有货，哪片滩没货。但从没想过为什么有货，为什么没货。有了这些监测数据，就能知道原因了。”
吴炮手最直接：“有了这些数据，咱们打猎就有依据了。知道鹿群多了还是少了，就知道该打多少，不该打多少。这才是科学打猎。”
曹大林听完大家的感慨，开始做总结：
“同志们，这三天的监测，是个开始。虽然数据还不完善，方法还不熟练，但意义重大。它标志着咱们合作社从‘靠经验吃饭’向‘经验加科学吃饭’转变。”
他走到黑板前，写下几个数字：“长白山北山b区，监测到马鹿八头；兴安岭老虎沟，监测到罕达犴活动频繁；松花江老鹰砬子，水温适宜，鱼情良好；辽东湾老虎礁，海底生态正常。”
“这些数据，现在看是孤立的。但坚持记下去，记三年，记五年，记十年，就能看出趋势：鹿群是多了还是少了？罕达犴是活跃还是衰退？江水是变好还是变坏？海水是变清还是变浊？”
“有了趋势，咱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鹿群少了，就少打点，甚至禁猎几年；江水变坏了，就查原因，就治理；海水变浊了，就找污染源，就制止。”
他环视全场，声音坚定：
“生态监测，不是为了监测而监测，是为了更好地生存，更好地发展，更好地传承。是为了让咱们的山常青，水常清，海常蓝，让咱们的子孙后代还能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海吃海！”
掌声响起。年轻人们眼里闪着光，他们明白了这项工作的意义——不是简单的记录，是守护，是责任，是未来。
数据整理持续到深夜。孙小虎把初步整理结果誊抄到专门的《生态监测记录本》上，一式四份，长白山、兴安岭、松花江、辽东湾各一份。
“这是第一本，”曹大林接过记录本，抚摸着封皮，“以后每个月都会有一本。十年后，就是一百二十本。这些本子，就是咱们合作社的‘生态家谱’，是咱们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。”
夜深了，人们散去。但合作社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曹大林和三位老人在灯下研究监测数据。
吴炮手指着长白山的数据：“看这里，北山b区的柞树林，橡子壳很多。说明去年橡子丰收，鹿群食物充足。这是个好现象。”
张永江看着松花江的数据：“水温合适，水质良好，鱼情不错。但要注意，透明度比去年略有下降，得关注。”
王老大最关心海：“海底生态正常，但海滩有垃圾。这个要管，要宣传，要清理。”
曹大林听着，记着。他知道，这些初步的数据和分析，已经为合作社的未来指明了方向。
生态监测，刚刚开始。
但有了开始，就有希望。
有了数据，就有依据。
有了依据，路就走得稳，走得远。
窗外的月亮很圆，照在山林上，照在江面上，照在海面上。
山在呼吸，江在流淌，海在涌动。
监测这些呼吸，这些流淌，这些涌动，就是监测生命，监测未来。
这条路，很长。
但值得走。
五月十五日，农历四月初六，立夏后十日。长白山草北屯合作社的会议室里，墙上挂起了一幅新绘制的《山海江海生态监测网示意图》。图上用红、蓝、绿、黄四种颜色标出了四个监测区域：红色代表长白山，蓝色代表兴安岭，绿色代表松花江，黄色代表辽东湾。每个区域里都有若干个圆点，那是计划设立的监测点。
曹大林站在图前，手里拿着一根教鞭。他身后坐着吴炮手、张永江、王老大三位老人，还有刘二愣子、阿雅、李强三位队长。三十名年轻猎手坐在对面，每人面前都放着一个崭新的笔记本和一套测量工具：皮尺、罗盘、温度计、简易水质检测盒。
“同志们，”曹大林敲了敲黑板，“从今天起，咱们合作社要干一件大事——建立‘山海江海生态监测网’！这不是赶时髦，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咱们的饭碗，为了子孙后代的饭碗！”
他转身指着地图：“为什么要监测？因为咱们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海吃海。山怎么样，水怎么样，海怎么样，咱们得心里有数。不能等到山空了、水臭了、海枯了，才后悔。”
“怎么监测？”他自问自答，“用科学的法子，用老辈的经验，结合起来。”
他请三位老人先讲。
吴炮手站起来，走到地图前，指着长白山区域：“先说山。山上要监测什么？第一，动物种群。鹿有多少，野猪有多少，狍子有多少。不能光估计，要数，要记。第二，动物健康。看毛色，看粪便，看活动。第三，栖息地。林子密了还是稀了，草多了还是少了，水源清了还是浑了。”
他拿起皮尺和罗盘：“怎么监测？选固定的点，固定的路线，固定的时间。比如每个月十五号，走同样的路，看同样的地方，记同样的数据。这样才有比较，才知道变化。”
张永江接着讲江：“江上监测，第一是鱼。什么鱼，多少鱼，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走。第二是水。水温，水质，水流量。第三是岸。岸边树多不多，草密不密，有没有破坏。”
他拿起温度计和水质检测盒：“江里监测要定时定点。比如每天早上六点，在固定的地方测水温，取水样。每个月测一次水质，看酸碱度，看浑浊度。”
王老大最后讲海：“海上监测最难，因为海在动。但要测的也最重要：第一，海货。海参、鲍鱼、贝类，数量、大小、分布。第二，海水。温度，盐度，清洁度。第三，海滩。沙子细不细，泥油不油，有没有污染。”
他特别强调：“海上监测要结合潮汐。涨潮时测什么，退潮时测什么，都要有规矩。还要看天，看风，看浪。”
三位老人讲完，曹大林开始布置具体任务：“咱们先试点，每个区域选三个监测点。长白山选北山b区、西山c区、南山A区；兴安岭选老虎沟、白桦林、月亮湖；松花江选老鹰砬子、三道弯、永吉屯码头；辽东湾选老虎礁、金沙滩、海带湾。”
“每个监测点配三个人，一个老人带两个年轻人。老人负责经验判断，年轻人负责记录测量。每个月十五号统一监测，数据汇总到合作社，由孙小虎整理分析。”
他看向三十个年轻人：“你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，要有责任心，有耐心，有恒心。监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是十年二十年的事。只有长期坚持，才能看出规律，才能指导生产。”
散会后，各队开始准备。长白山队最先行动，因为山上的监测相对简单。
五月十六日，清晨六点，长白山北山b区监测点。
刘二愣子带着刘小军和王秀英，站在监测点的起点——一棵百年老松树下。这棵树树干粗大，要三个人才能合抱，树皮上刻着个“b1”的标志，是新做的。
“这就是一号监测点，”刘二愣子说，“从这儿开始，沿着这条兽道走，全程五里，有十个观测位。每个位要停留十分钟，观察记录。”
他拿出记录表，表上列着要观测的项目：动物种类、数量、公母、行为、健康状况；植物种类、密度、生长情况；土壤湿度、水源清洁度等。
三人开始走。兽道很窄，只容一人通过，两旁是密密的灌木。刘二愣子走在最前面，脚步很轻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四周。
走了约二百米，来到第一个观测位——这是一片林间空地，地上有明显的动物脚印。
“停，”刘二愣子蹲下，“记录。”
刘小军拿出皮尺，量脚印的大小、深度、间距。王秀英在记录表上画下脚印形状，标注数据。
“这是马鹿的脚印，”刘二愣子判断，“公鹿，成年，体重约三百斤。看这脚印的朝向，是往东去了。看脚印的新鲜程度，应该是昨天下午走的。”
他让刘小军取土样：“这里的土要带回，测湿度，测酸碱度。”
继续走。第二个观测位在一处水源边——是个小水洼，水从石缝里渗出，形成个洗脸盆大的水坑。水很清，能看到水底的沙石。
“动物要喝水，水源地是观察的好地方。”刘二愣子指着水边的痕迹，“看这些脚印，有鹿的，有狍子的，有野猪的，还有狐狸的。说明这片区域的动物都来这儿喝水。”
他让王秀英取水样，用带来的小瓶子装好，贴上标签：“水样要测酸碱度，测浑浊度，还要看看有没有污染物。”
第三个观测位在一片柞树林。这是鹿群最喜欢的觅食地，因为柞树结橡子，鹿爱吃。刘二愣子检查树干，发现了好几处被鹿啃过的痕迹。
“看这牙印，”他指着树干上的一处啃痕，“离地一米二，是公鹿啃的。母鹿个子矮，啃不了这么高。牙印很清晰，说明鹿的牙齿健康。”
他让刘小军数这片林子里有多少棵柞树，记下树的高度、胸径、树冠大小。还让王秀英检查地面，看有多少橡子壳——这是判断鹿群数量的依据之一。
走走停停，五里路走了三个小时。到终点时，记录表上已经记满了：发现了马鹿群一个（八头），野猪群一个（五头），狍子群一个（六头），狐狸一只，獾子一只；水源清洁，土壤正常；柞树林生长良好，橡子壳较多，说明去年橡子丰收，鹿群食物充足。
“第一次监测完成，”刘二愣子说，“数据要保存好。下个月再来，对比看看有什么变化。”
同一天，大兴安岭老虎沟监测点。
托亚带着孟和和长白山来学习的赵大虎，也在进行监测。但兴安岭的监测方式和长白山不同，因为这里的环境更原始，动物更警觉。
托亚用的是鄂温克猎人的传统方法——不是走固定路线，是“听”和“闻”。
他选了一处制高点，让三人趴下，静听。风从林间吹过，带来各种声音：鸟鸣、兽吼、树枝摇动、溪水流淌。
“听，”托亚小声说，“东边有罕达犴的叫声，是公鹿在示威。西边有狍子的惊叫声，可能遇到了狼。北边有熊的吼声，低沉，是公熊。”
孟和补充：“还能闻到气味。风从东边来，有罕达犴的尿骚味，浓，说明公鹿在发情。从西边来，有血腥味，淡，可能是狼捕到了狍子。”
赵大虎听呆了。在山里，他能看到百米外的动物，能认出三天前的脚印，但“听”出动物的种类和状态，“闻”出动物的活动和情绪，这超出了他的认知。
“这是鄂温克猎人几百年积累的经验，”托亚解释，“森林不光要用眼睛看，要用耳朵听，用鼻子闻，用皮肤感受。风的方向，空气的湿度，光线的变化，都是信息。”
他们记录的不是具体数量，是“存在”和“状态”：罕达犴活动频繁，可能进入发情期；狍子数量正常，但警惕性高，说明有天敌；熊已结束冬眠，开始觅食。
“这样的监测，更注重趋势，而不是精确数字。”托亚说，“因为原始森林里，数不清，只能感觉。但感觉准了，比数字还准。”
松花江老鹰砬子监测点。
张永江带着阿雅和刘小军，在江上进行监测。江上监测最难的是“固定”——船在动，水在流，怎么固定监测点？
张永江有办法。他在岸上选了三个固定参照物：一棵老柳树，一块鹰形巨石，一座废弃的木桥。船停在三个参照物连线的交点上，就是固定点。
“江上监测，第一是测水。”张永江把温度计系在绳子上，沉入水中，“水温要测三个深度：水面，水下三尺，水底。不同深度的水温不同，鱼的活动也不同。”
温度计提上来，读数：水面15度，水下三尺12度，水底10度。
“水温合适，鱼活跃。”张永江记录，“如果水温低于8度，鱼就不爱动了；高于20度，鱼就往下层躲。”
接着测水质。他用个玻璃瓶取水样，对着阳光看：“水清，微黄，正常。如果发绿，是藻类多了；如果发黑，是污染了；如果发红，是铁锈了。”
他还教阿雅一个土法子——看水泡。“把水样摇一摇，看泡沫。泡沫细密，久久不散，说明水‘肥’，营养丰富；泡沫粗大，很快消散，说明水‘瘦’，营养不足。”
水样摇过后，泡沫细密，持续了约一分钟才散。
“水肥，好现象。”张永江满意地说，“说明江里有机物多，鱼食多。”
除了水，还要观测鱼。但这不能下网捕，只能用眼睛看。张永江教他们看“鱼星”——鱼吐的气泡。
“不同的鱼，鱼星不同。”他指着江面一串小气泡，“这是鲤鱼星，小，均匀。看那儿——”又指另一处，“那是草鱼星，大，单个。再看那儿——”指更远处，“那是鲶鱼星，混浊。”
通过鱼星，可以判断有什么鱼，大概有多少。虽然不是精确数字，但可以作为参考。
辽东湾老虎礁监测点。
王老大带着李强和王海娃，在海上监测。海上监测最危险，因为要下水。
他们选在退潮时监测，这样水浅，相对安全。监测的内容有三项：海底生态、海水质量、海滩状况。
海底生态监测要潜水。王老大先下，他潜到海底，用个铁框子（叫样方框）框住一平方米的海底，然后记录框里有什么：几条海参，几个海胆，几只螃蟹，多少海草，什么种类的贝类。
“样方监测是科学方法，”王老大上岸后解释，“虽然只测一小块，但可以推算整个区域。关键是选点要准，要有代表性。”
他选了三个样方点：礁石区、沙地区、海草区。每个点测三次，取平均值。
海水质量监测相对简单。王老大用个特制的瓶子，取不同深度的水样，然后测盐度、温度、透明度。
“海水盐度一般在千分之三十左右，”他教李强用比重计测盐度，“如果盐度太高，说明淡水补充不足；如果盐度太低，说明有污染或淡水流入过多。”
测完盐度测温度。海水温度比江水变化慢，但也要记录。最后测透明度——用个白色圆盘（叫塞奇盘）沉入水中，看能见深度。
“透明度好的海水，能见度能达到十米；透明度差的海水，两米就看不见了。”王老大说，“透明度反映海水的清洁程度。”
海滩状况监测最直观。王老大带他们沿着海岸线走，记录海滩的宽度、坡度、沙质，还有垃圾情况。
“以前海滩干净，现在偶尔能看到塑料袋、瓶子。”王老大皱眉，“这说明有人不守规矩，乱扔垃圾。海上监测，这也是重要内容。”
三地监测持续了三天。五月十八日，所有监测队返回草北屯，数据汇总。
合作社会议室里，四张大桌子上摆满了数据记录表、水样、土样、照片、草图。孙小虎带着几个识字的青年，开始整理。
整理过程很繁琐。光是长白山的数据，就有动物观察记录一百二十条，植物记录八十条，土壤水样二十份。兴安岭的数据更特别，全是描述性的：罕达犴“活动频繁”，狍子“警惕性高”，熊“结束冬眠”……
张永江看着堆成小山的记录表，感慨：“我以前打渔，就知道今天打多少，明天打多少。从没想过要记这些。现在看来，这些数据太重要了。”
王老大也说：“我们赶海，就知道哪片滩有货，哪片滩没货。但从没想过为什么有货，为什么没货。有了这些监测数据，就能知道原因了。”
吴炮手最直接：“有了这些数据，咱们打猎就有依据了。知道鹿群多了还是少了，就知道该打多少，不该打多少。这才是科学打猎。”
曹大林听完大家的感慨，开始做总结：
“同志们，这三天的监测，是个开始。虽然数据还不完善，方法还不熟练，但意义重大。它标志着咱们合作社从‘靠经验吃饭’向‘经验加科学吃饭’转变。”
他走到黑板前，写下几个数字：“长白山北山b区，监测到马鹿八头；兴安岭老虎沟，监测到罕达犴活动频繁；松花江老鹰砬子，水温适宜，鱼情良好；辽东湾老虎礁，海底生态正常。”
“这些数据，现在看是孤立的。但坚持记下去，记三年，记五年，记十年，就能看出趋势：鹿群是多了还是少了？罕达犴是活跃还是衰退？江水是变好还是变坏？海水是变清还是变浊？”
“有了趋势，咱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鹿群少了，就少打点，甚至禁猎几年；江水变坏了，就查原因，就治理；海水变浊了，就找污染源，就制止。”
他环视全场，声音坚定：
“生态监测，不是为了监测而监测，是为了更好地生存，更好地发展，更好地传承。是为了让咱们的山常青，水常清，海常蓝，让咱们的子孙后代还能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海吃海！”
掌声响起。年轻人们眼里闪着光，他们明白了这项工作的意义——不是简单的记录，是守护，是责任，是未来。
数据整理持续到深夜。孙小虎把初步整理结果誊抄到专门的《生态监测记录本》上，一式四份，长白山、兴安岭、松花江、辽东湾各一份。
“这是第一本，”曹大林接过记录本，抚摸着封皮，“以后每个月都会有一本。十年后，就是一百二十本。这些本子，就是咱们合作社的‘生态家谱’，是咱们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。”
夜深了，人们散去。但合作社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曹大林和三位老人在灯下研究监测数据。
吴炮手指着长白山的数据：“看这里，北山b区的柞树林，橡子壳很多。说明去年橡子丰收，鹿群食物充足。这是个好现象。”
张永江看着松花江的数据：“水温合适，水质良好，鱼情不错。但要注意，透明度比去年略有下降，得关注。”
王老大最关心海：“海底生态正常，但海滩有垃圾。这个要管，要宣传，要清理。”
曹大林听着，记着。他知道，这些初步的数据和分析，已经为合作社的未来指明了方向。
生态监测，刚刚开始。
但有了开始，就有希望。
有了数据，就有依据。
有了依据，路就走得稳，走得远。
窗外的月亮很圆，照在山林上，照在江面上，照在海面上。
山在呼吸，江在流淌，海在涌动。
监测这些呼吸，这些流淌，这些涌动，就是监测生命，监测未来。
这条路，很长。
但值得走。